浙江文艺出版社今天发布了一条微博:
鉴于本社出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我们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此后,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感谢社会各界的朋友对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
此前,当代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引起了巨大争议,对比现代作家郑振铎、冰心的译本,许多人认为冯唐译句粗俗,不仅歪曲亵渎了泰戈尔,也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
不过在12月27日,著名性学专家、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其公号上发文支持冯译本,认为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
而此番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在各大书店下架了。有人认为,是出版社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但凤凰文化记者联系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先生,郑社长表示:“召回”决定出版社没有受到任何上级部门的任何压力。之所以出版社决定召回这版图书,主要是连日来青少年阅读推广机构、和读者向出版社提出了抗议和善意的批评。批评声音认为,尽管这本书不是一本青少年读物,但中国出版市场目前没有完善的“阅读分级制度”,冯唐此次《飞鸟集》译本,可能会对部分青少年形成误读和误导。因此,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
关于冯唐译本《飞鸟集》的后续命运,郑社长表示,召回后出版社将组织专家进行重新审议,下一步出版计划目前未知。
那么,下架的真实原因呢?或者可以从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看出端倪。1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刊发的《莫借“翻译”行“篡改”》的文章中,这样评说该事件,认为如冯唐者如此随意地翻译经典,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全文如下:
莫借“翻译”行“篡改”
文/周飞亚
不久前,作家冯唐翻译的《飞鸟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直斥其是对经典的亵渎,也有读者调侃这是文学翻译界遭遇的一次“恐怖袭击”。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在冯唐译版的诗集中,低俗不雅的句子令人侧目;而诸如“我会给你新生哒”这类网络语言更不鲜见。
且不说隋唐时的佛经译介,自严复在《天演论》的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个字遂成为译事楷模,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信”指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随意增减原文的意思;“达”指译文要通顺明白,符合所译语言的语法及表达习惯,而不拘泥于原文字词;“雅”则指译文要有韵味,尽量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意趣。三者或不可兼备,但至少应做到与原文对观,“其义无不达”。
此后,虽有“直译”“意译”之争至今未绝,但即便允许对原文做适当增删调整的“意译”之主张,亦不能扭曲原意,并十分强调对原作意境的传达。典型的例子如郭沫若的“风韵译”理论——“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由是观之,冯唐所译的《飞鸟集》,实是“乃不知有信,无论达雅”了。将“面具(mask)”译为“裤裆”、“好客(hospitabl)”译为“骚”,皆违背了原文的本意;随意的粗口和网络词汇,更是将泰戈尔营造的意境彻底毁弃。《飞鸟集》的近十个中文译本里,公认以郑振铎译本为最佳,读者在批评冯译本的时候,也往往引用郑译本作为对比——“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但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细细品读冯译本,也有人找出不少优于郑译本之处。然而翻译毕竟有着严格的规则,肆意地将自身的风格凌驾于原作的气韵之上,甚至不惜为此篡改原词,才最终导致了舆论的一致差评。
有人说,翻译家的工作是一种再创作,有一定的自由度,此言不虚;但这种再创作与作家的创作并不相同,作家的创作可以“从心所欲”,翻译家的再创造却要做到“不逾矩”。翻译,其实是戴着镣铐的舞蹈,“一名之立,旬月踯躅”,这副镣铐是束缚,也是成全;是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责任。
翻译的作用是沟通,“译者”二字,就等于和读者签订了一个契约,承诺尽力将读者送至原作的境界。倘若译者自我膨胀,甚至随意改变路线,一心只图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境界,那已经违反了翻译的职业准则了。
回到《飞鸟集》,道理同样如此。冯唐有展现自己风格的自由,也不排除有人就喜欢这种风格。但是,卸下了镣铐、随心所欲的翻译,终究已不能称之为翻译。有关部门与出版行业应当负起责任,制定出有效的行业规范,进一步明确“翻译”一词的内涵。当译者自由发挥过度、逾越了规范的制约时,则必须在封面上注明“编译”或“译写”之类,以示区别。而对于已有数种经典译本在前的名作的再度翻译出版,则更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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