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感中年续冯唐的茬

春节前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让许多人读得“心有戚戚焉”，感觉到一种类似“一根绳上蚂蚱”的同病相怜。这不仅是一位“中年”的生活遭际，还是一位“中产”的人生仓皇，它像一枚坚硬的钢针，扎穿了一线城市“成功人士”令人仰慕的彩色气球：他们已经有房有车，表面“人五人六”，却经不住一次流感的偷袭。

前“医务工作者”冯唐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读后感，说得比较中肯。补充一句，在看病难、看病贵这类问题上，我觉得“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意见特别值得尊重，他们身处其中，对医疗行业的种种情形“知其所以然”。冯唐提了一些建议，比如得了感冒要早治；在健康问题上，人不要太拧；现代医学还远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医学有许多未知；要善待医生，35岁后要多认识几个医生朋友——这一条让我不禁想起那个“5亿人有家庭医生”的新闻。但我觉得他说得最到位的，是“中国医疗市场作为整体还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之后很久也不会，这个事实或者判断意味着，很多需要找医生的时候，你需要抓起电话找关系……”。

看病“找关系”而不是找医生，本身就是一种“病”，冯唐一下子找着了它的病根。《流感中的北京中年》的作者为岳父转院、找床位，在太平间与殡仪馆之间折腾，应该是比较极致的体验。其岳父因流感就医到不治，29天所经历的种种，都印证了人脉和人缘对生存的极端重要性，证明了“朋友是最好的财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出门靠朋友”、“亲不亲故乡人”等“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他好歹还是“中产”，一次流感就几乎让他半生的奋斗归零；他好歹还有一帮“前独生子女时代”的亲戚帮忙，要是自己碰上，或者独生子女一代成人后，如何扛得起这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看病住院“找关系”、“拼关系”，用类学术的语言表达，就是用关系对医疗资源进行分配，背后一定是不公平。由于这种“找关系”是为了治病甚至救命，不同于“跑官”“打官司”，因此人们不仅给予充分理解，而且抱有深切同情。但由“社会关系”来决定一个人享受什么样的医疗资源，这显然有悖社会公平。有时这种“社会关系”显得充满温情：比如一个带孩子到北京看病的农民，巧遇检查春运的大领导；一名白血病大学生引起慈善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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