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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冯唐，是看到他的书《三十六大》，他自认为唯一一本不涉黄的书，也许是因为不涉黄，销量貌似也不济。从这本书，到他的书被改编成电影《万物生长》，冯唐在我（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都是一个写小黄书的人，说正经点就是他不羞于甚至乐于谈论性、爱、打破伦常，并因此有着某种隐含的骄傲。
其他暂且不论，虽然“春风十里，不如你”，“此时此刻的云，二十来岁的你”，这几句冯唐自夸广为传诵，但是他的诗只能说勉强脱离打油诗的水平，因此当他开始宣布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时，众人一片哗然。
许多嘲讽者的意思大概是，你写点黄色小说，黄色杂文，自娱自乐就算了。就你的诗歌水平，居然还翻译《飞鸟集》，而且前面还已经有了公认的翻译大家郑振铎的译本，你不但打你的脸，还打泰戈尔的脸，打郑振铎的脸，打我们中国文学界的脸。当然冯唐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译本再次诠释了他的“文学与性，水乳交融”的文学观，并夹杂了乱入其中的网络用语，这样的译本当然收获了更多的批评。批评者甚至搬出了王小波作为批判论据。
我对冯唐的文字说不上喜欢，毕竟我不认为勇于打破某种道德观念就是才华。相反，我非常欣赏王小波，他的文字确实有才。但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个事实。
王小波对于翻译文学确实有着明确的观点，在他的杂文中（见《我的精神家园》）多次提到他对几位翻译大家的欣赏，用“恢弘”，“英雄主义”来形容他们的文字，相反他丝毫不喜欢过于顺溜类似二人转台词的翻译文字（在冯唐的自己的诗中时常可见）。
而批评者们的观点看似有力，其实仍然是基于传统道德观提出的，只不过加了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那就是泰戈尔，郑振铎，王小波，以及他们身旁的文学光环。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讲黄段子错了吗？
现在，随着社会的开放，偶尔讲点黄段子（但是费玉清的行为貌似还是不得体的），一般都不会人人喊打，冯唐这样的“黄书写手”虽然仍然不能登中国文学的大雅之堂，但是好歹也没被封杀。但是，当把黄段子加入著名文学作品的翻译，似乎大家又再次无法接受。
而这一态度似乎是有依据的，毕竟翻译不同于自由创作，是有原著作为依据的，因此翻译
显然不可以胡作非为，自由发挥。
这就不得不提到当年民国翻译界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现今其在中国国内仍然有极高的威望，甚至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在谈到英文句子翻译都会提到。按照这个标准，冯唐的这个译本已经可以被一棒子打死了，毕竟即使是他本人也不敢说这个译本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标准。那么结论已经得出了，冯唐罪大恶极，其《飞鸟集》译本，散播黄色不良信息，违反翻译界准则，抹黑泰戈尔前辈大师，在文学界造成极恶劣影响，应该给予封杀，剥夺翻译权利终身，望各位翻译者引以为戒。
这是很多舆论已经得出或者希望读者得出的结论。但是，等一等，刀下留人，小生还有几句话说。恐怕大家都想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信达雅”这个标准很好，众人也没什么异议，但是并没有强制力，换言之，不按这个标准来，就一定错了吗？
因此，我想斗胆追本溯源，讨论一下翻译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恐怕就是“信”了，也就是准确，试想古代两个不同语言的人见面，正好来了一个当翻译的，这两个人对这个临时翻译的要求一定是你给我翻译得准点，别把“对”变成“错”，“一”变成“二”就可以了。
从准确性的角度说，冯唐这个译本大概可以打60分，基本及格。当然也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比如“mask”(面具）翻译为“裤裆”。
不过很多人就有意见了，你说一个商业信件，准确就可以了。诗歌是用来欣赏的，没有“达”和“雅”怎么行？
话虽如此，但是每个人对美感的感知都不同，俗话说得好：“一百个读者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例如，莎翁戏剧，中国有多个版本，每个都是大师级人物翻译，但是你读这几个版本的美感完全不同，因为几位大师的审美就截然不同，所以看翻译文学实际上是从翻译者的眼里读书，已经隔了一层，真正的高手往往是去读原著。既然如此，要想强求翻译者完全还原出原著的美感与意境，很不现实。
因此，冯唐自诩自己这个译本独有一种美感，而这正是他从泰戈尔那真真切切体会到的。我也无话可说。
不过我恰巧看过了《飞鸟集》的英文原著，不那么自负的明眼人应该可以看出，冯唐根本不曾仔细体会泰戈尔的意境，只是借《飞鸟集》表达他自己的美学。
一言以蔽之，冯唐的正确率只有60%的译本，也许是炒作，也许没有一个译者应该有的道德责任，甚至有恶搞之嫌，但是我们没有理由阻止他，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阻止那些批评他的人，文学的事没什么对错，总是不断地批评与被批评，用刘瑜的话说：“吵吵更健康。”，重要的是，用文学评论进行道德绑架真是无聊至极。
写到这，想到汪曾祺曾记述的一个故事，说美国人很喜欢摸林肯雕像的鼻子，他一开始觉得不对，最后终于释然。他这样记述道：“林肯有一句名言：‘人人生而平等’，那就让我们平等地摸别人鼻子，也平等地被别人摸。”
文丨杂志编辑中心关润宇
编丨韩舒畅
图丨中国诗歌网、豆瓣等
排版丨新媒体中心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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